一架中航DC－3大型运输机，从加尔各答机场起飞，飞经昆明，于9月14日抵达重庆。

　　次日，蒋介石就约午饭。两年不见，音讯常通，彼此也不觉生份。一见面，张嘉璈说，未经本人同意，任命业经发表任命，使他十分为难。

　　蒋丝毫没有在意他的不快，说，东北为中国重工业中心，接收东北的产业及金融，整理财政，此席责任重大，不易得适宜人选，公权兄无论如何都要担任。还说，政府已颁行收复东北各省解决的方法要纲六项，东三省重行划分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军委会在长春设行营，内设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国府同时已明令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嘉璈答，请允再作考虑。其实他也明白，此时此际，他也没有了别的选择。回到寓所，当即缮具节略，陈述接收东北后之经济政策，及经济委员会组织大纲。同时声明，个人只能担任至接收完毕为度。

　　约一星期过去后，蒋又约午饭。席间，他一再申明，“暂时担任接收，待接收完成，请另选贤能。”

　　至动身离渝赴东北的几个星期中，政务、经济两委员会数次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接收办法。让张嘉璈深感棘手的是，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所占经济事业，均无成文。他预料到情形会很混乱，却没想到会这么糟。

　　其实，早在9月14日抵达重庆后，张嘉璈即向外交当局探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当局有无与苏联讨论具体接收程序。乃知条约签订时，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亟求会议成功，对各项细节均未细密研究，甚至对外蒙边境界线的划分也是语焉不详，条约仅对于苏方撤兵及国军接防问题有交换文件，而对于国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均无协定。

　　大概在那些要员们看来，只待大军到达东北，则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而以张嘉璈对东北历史和苏联人的了解，他知道事情绝没那么简单。

　　1945年9月25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宴请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Petrov），张嘉璈陪同，算是介绍彼此认识。次日，熊、张又往访。谈话中，该大使告诉张嘉璈，说驻东北苏军司令部已发行军用券，又说，这是宋子文院长在苏讨论条约时答应了的，斯大林要求中国政府承担占领军军费，宋拒绝，不得已采取此办法。至于军用券与法币比价如何规定，目前正与中国财政部磋商中云云。这话不由让张嘉璈心中存了一个疑问，苏军不是要撤出东北了吗？如果在二到三个星期内就要撤离，又何必发行军用券？

　　谈到长春铁路合办事宜时，该大使又说，按照中苏条约，长春铁路合办章程，应在条约签字后一个月内，各派代表会同讨论，再请两方政府核定。至于长春铁路各项财产，何种应归合办公司所有，也要派代表讨论并送呈核定，希望中方照约履行。

　　“长春铁路理事长关系政治经济，责任重大，希望阁下大有成就”。彼大使这种托大的语气让张嘉璈尤觉不爽。他已经预感到，东北接收，可能会大费周折。是夜，他在日记中愤愤地记道：“苏联视长春铁路理事长犹如日本时代之满铁总裁。中国与苏联对于东北之一切政治经济关系，寄托于理事长一人身上。而苏联视今后之东北，犹如满洲国以前日人之视东三省。并非一经接收，即可收回东北。”

　　担任东北接收的另一要员，系曾参加中苏条约会议的蒋经国，此时身份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跟张嘉璈谈到，长春铁路中苏合作，为期订明三十年，但何尝不可在未到期前提前收回，视我方之能否善于应付，至于东北工业之今后发展，应从全国工业着手，不可独立设计，云云。

　　日后，对于此次东北交涉接收经过，蒋经国和张嘉璈都留下了各自的记述，其丰富、生动，皆远胜两国往来公文。蒋的日记，为期短促，约二十天，记载简约，侧重外交、政治、军事交涉方面。张嘉璈的接收日记，自1945年8月23日在纽约接到催令回国写起，至1946年4月30日离开长春赴上海止，为时逾半年，在东北形势的激荡变化中，所记侧重东北经济问题及产业接收，也载许多与政经两界人物的谈话记录，记事翔实，颇多细节，以之为入口考察那段时期暗潮汹涌的东北，其细微处，实堪咀嚼再三。

　　1945年10月10日，张嘉璈和熊式辉、蒋经国等一行由重庆起飞，在北平停留两晚，旋于12日下午三时许，抵达长春。此时的长春，已下起了雪。

　　此刻的东北，全在苏俄控制下，中长铁路已不通，进出东北唯一依赖的就是空运。张嘉璈一行乘坐的军机，飞往长春前事先已获俄军方许可。飞机刚落地，张嘉璈从窗口看出去，机场的地勤人员，几乎全是苏军将领与兵士，中国人寥寥无几。这让他们的心里挺不是滋味，土地是我们的，却如同到了国外。破败的候机大楼前，一面迎风飞卷的镰刀加斧头的红旗分外惹眼。苏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一位曾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二战老战士，自己不存在亲到机场，只是派了参谋长前来机场迎接。

　　车子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下入城。这个刚刚初雪的城市，是日据14年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到处是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马路，所有房子都朝着市中心呈辐射式。车子驶过大同广场，他们看到了广场中心那个刚完工不久的造型夸张的纪念碑，碑尖上顶着一辆苏式坦克，炮口指向南方。陪同的苏军参谋长得意地说，这是红军纪念碑，为的是纪念他们仅用六天时间就占领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

　　一行人住进了前伪满司法总长丁监修的一处住宅，作为行辕临时办公地点。厨子、卫队，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语言不通。负责打前站的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也是三日前才到。

　　“旋知长春中国、交通两银行已为劳军命令停业，致法币不可以使用。行营手无分文，一切支用，无由取给”。“行动既不自由，亦无法与当地工商界人士及经济事业机关主管接触，直同身处异国”。张嘉璈慨叹，“中央各部，尤其外交部，对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缺乏经验，未能于事前缜密准备，致接收人员面对如此尴尬环境”。

　　苏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部，设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帅旗，则飘扬在南岭的一栋红颜色别墅上空。

　　进入房间，打开收音机，听到的都是“格瓦雷长春，格瓦雷长春”。懂俄语的随员说，那是苏俄空军导航的呼号，意思是这里是长春。窗外不响起飞机引擎声，军机一架接一架起落。

　　当日接到报告，苏军正在抢运工业设施，发电机、炼钢炉、广播机件等大宗机器尽遭拆除，各机关家具、汽车，亦搬运一空。原来，那些飞机装的都是拆卸下来的机器设备。在东北行辕抵达前，整个长春已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早在出发前，张嘉璈就心下忐忑。之前在重庆，已有多位金融财政专家向他建议，整理币制当为恢复东北经济第一要务。关外有日据时代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又有苏方发行的军用票，法币又不得通用，行前他只来得及与财政部商议并报行政院同意，单独发行一种货币，以与目下东北流通之货币并行使用。照目下情形来看，要整顿东北秩序，真不知道怎么来着手。

　　抵达长春次日，行营主任熊式辉及张嘉璈、蒋经国等即同往苏军司令部，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作首次会谈。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富于实战经验的军事干才，曾两获苏联英雄勋章，他1898年出生于敖得萨，伏伦茨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一战，二战时，任白俄罗斯军司令官，指挥退却作战，后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又在罗马尼亚战役中击溃在匈牙利和捷克的德军，获任元帅，二战后期出任西伯利亚一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对驻满日军作战。

　　熊式辉申明，行营代表中国政府，根据中苏条约办理东北政治经济收复事宜，望苏方予以善意协助。双方就苏方撤兵程序、中方接防、行政人员接收等问题交换意见。谈到经济问题，张嘉璈提出三事：

　　请其将敌人遗留之满洲中央银行钞票拨让一部分。马答可由吾方开出需要数目，再行商办。

　　所谓“请示上峰”，不过推诿之词。总之，“彼之答复，均极含混”。会谈结束，马林诺夫斯基反而提出一警告：中方在东北之秘密组织，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若不停止，将有严厉措置手段。

　　首次会谈不欢而散。张嘉璈的直觉，对方对于我方输送军队，无积极援助之意，“含有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进入东北之意”，对于接收地方行政机构，又多“设词延宕”。抗战结束，堂堂国民政府派员接收，竟遭这般推三阻四，苏联人罐子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他把首次会谈经过及感想，函报重庆，大意谓：伪满钞票全为苏方提去，印刷局亦封闭，市面全停。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交通通信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苏方似在着手一项极大动作，要将东北九省团团围困，出海口也有封锁之虞。“如此情势，东北全境悉被包围，内则合办之中长铁路犹如利刃一柄刺入胸膛，将周身血液抽空，使整个东北形成为苏联囊中之物”。

　　从前的一个下属、前哈尔滨中国银行副经理马子元，搭苏飞机自哈尔滨来见，告诉他一个异常动态：哈尔滨以北路轨，全都换成了苏联境内所用的宽轨，用意莫测。他明白，苏军为了运送抢劫物资，把最后一丝遮羞布也撕下了。

　　来到长春的几日，雪都没停过。苏方让东北行营搬到日据时代“重工业会社”的满炭大楼里，说是那里有暖气。行营方面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报告说，市区里到处都是大鼻子的苏俄士兵，一到黄昏，就枪声四起，士兵随意用卡车搬走市民东西。已经有数起抢劫、事件上报到了行营。据称年轻女人上街都把头剃得光光的，穿上男人服装，以免遭殃。派来接收的吉林省政府教育厅长的随员，大白天的被士兵用轮盘枪指着，抢去了钢笔、手表和钱物。随同前来的记者于衡，写下一 篇控诉暴行的稿子，当他找张嘉璈签字拍电报时，张嘉璈压下了这篇稿子，理由是，不能发影响“中苏友好”的新闻。

　　第二次会谈于三天后举行。中方出席的代表有张嘉璈、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部特派员蒋经国、副参谋长董彦平。会谈一开始，熊式辉就面告对方，中国政府拟海运两个军在大连港登陆，再陆运两个军经山海关开入东北，望苏方协助，先将山海关至沈阳铁路修复。另希望先接收伪满政府及日本人在东北所经营的工矿企业。

　　马利诺夫斯基答复，按条约规定，大连为自由商港，无论哪方军队都不得在此运输登陆，否则即是违反条约精神。至于接收工业一节，苏方的答复完全暴露了其攫取东北工业的野心，他们声称，日本所办工厂，均应视作苏军“战利品”，即便是先前中国人与日人合办之工厂，亦一概视作敌产予以没收。对于中方提出的中国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复业及接收伪满中央银行事，他也只是敷衍。

　　据曾参加过中苏条约签订会谈的蒋经国告诉张嘉璈，莫斯科会议时，其父蒋介石曾去电指示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谈判中，斯大林答应对此事允予同情考虑，并说，东北各项企业，属于特种公司组织者，应归苏联所有，充作战利品，属于日本私人者，可交回中国，赔偿中国人民战争损失。按斯大林此说，则东北所有工矿企业，尤其是满铁附属事业，无一不属于公司组织，也就全成了苏方的囊中物，即使日后苏方让步，允与中方共同合办，中方也丧失了经济自主权。惜当时仅把斯大林此语记入会议纪要，再未做进一步讨论争辩。

　　“即此一谈，此后遂搁置，未加注意。今则公然认为战利品。当大任者，不能细心密虑，今铸此大错，可为痛心。” 张嘉璈为当时这一疏忽痛心疾首，认为宋子文实在是不堪大任，以至为今日接收，留下种种隐患。

　　苏方的拒绝也让蒋介石大急，急电熊式辉和张嘉璈，“海运决不能以苏方阻止大连登陆而停止”，军队入东北应海运与陆运并进，着即赶紧恢复北宁路（沈阳至北平）铁路运输。行营方面派副参谋长董彦平继续与占领军晤谈海运军队登陆事宜，熊式辉飞返重庆，向最高当局汇报。

　　张嘉璈就东北经济发展形势专附一函，托熊式辉转上，内中皆是建议政府向苏方提出的要点：“满洲所有敌产，应以之抵偿所负人民债务，如尚有余，应以之赔偿中国八年战争之损失，故一切敌产，应归中国没收。”要求苏联政府通知前方军队，从速停止拆卸机器，所谓的战利品，只能以拆卸之机器为限，其他产业不能再视作战利品。信的最后说，“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所迫，处于不利地位，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

　　几天后，熊式辉自重庆返回，告以外交部与苏联大使讨论大连登陆，也无丝毫通融余地。为免耽误东北接收，拟不再胶著于大连登陆问题，政府军队拟先在营口、葫芦岛两地运兵登陆。他还带来了蒋的复信，说手书读悉，所谈各节，已令外交部切实研究后，再定交涉步骤。“以理度之，对方当不致过分如此也”。

　　信中又说，“东北问题，此时只可做一步算一步，以待时势变迁如何。吾人唯有尽其心力，不必以此着急或失望也”。

　　最后说到当前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速入东北。故修复北宁路，必须竭尽一切办法，期其完成。

　　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Slad Kovsky），来中国前系苏联国外贸易部远东司司长，其人精明强干，又曾于三十年代到过南京、上海，熟悉中国情形，他是张嘉璈在接收谈判中的真正对手。

　　10月27日，双方有了第一次接触。顾其谈话情形，开始是彼此都小心翼翼的试探，尔后触及到经济利益纷争，渐渐剑拔弩张：

　　余：我之目标，在将以东北之有余产品，供给中国与苏联之不足。东北所需要之物品，亦由中苏两国供给，使东北成为中苏两国之共同良好市场。故第一步，拟与苏联缔结一以货易货协定，互通有无。

　　余：东北重工业已由日本因军事关系，加速发展。此后只须维持现状，应多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所需机器，可向苏购置。

　　余答：日本建设之工业，应以赔偿中国抗战之损失。所谓日本建设之工业，即由日人投资者。若为满洲国政府投资者，应以之清理满洲国政府所欠人民之债务。

　　余：此点在协定中并无规定。且中国八年抗战，人民损失不知凡几，理应有所赔偿。

　　斯：此事甚为复杂，原应由两国政府解决，不过今日顺便提及而已。同时当知东北工业大部分已为敌人破坏。

　　余：双方既愿意合作，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至赔偿问题，并非与苏方斤斤计较，实以中国工业毫无基础，与苏联相较，不啻天壤之别，故欲多多保留，归中国所有而已。

　　从斯拉特阔夫斯基的口气来看，丝毫没有经济合作的诚意，只是想在东北趁机捞一把。

　　10月底至11月初，东北行营与苏占领军又进行过数次会谈。苏联人依然固执地不让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也不肯在其他登陆地点提供车辆援助。马林诺夫斯基还为大连航线发现美军军舰在会谈中大发雷霆，说此举有碍邦交，无论港内或航线上，均不应该出现任何一国的军舰，尤其是美国军舰！某次，五个美国记者结束在长春的采访任务搭机返回沈阳时，苏军的两架战机起飞拦截，且时作攻击状，迫使这五个记者下飞机搭乘火车回沈阳。马林诺夫斯基的助手、特罗曾科中将露骨地向董彦平表示，国民政府要和苏俄做朋友，就不能和美国人做朋友。

　　彼时在苏联占领地区，每日晚间皆有落单的苏俄士兵被袭击事件发生，除此以外还有拆毁铁路、偷袭火车等事。苏方认为东北党部有反苏色彩，对党部办公地点进行了搜查，且把怀疑的矛头对准了行营方面。看来，苏联深恐美国插足东北，中方欲借美国运输舰在营口和葫芦岛一带实施登陆的计划，已让苏方高度紧张。

　　蒋介石严令下，营口、葫芦岛运兵登陆一事在节节推进中，10月底，蒋又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飞抵长春，与东北行营方面接洽军队登陆计划。令张嘉璈头痛不已的是，杜聿明一到任就发行了十亿元“代流通券”，令本就混乱的东北币制更难收拾。

　　11月7日，适逢十月革命纪念日，为了与苏方搞好关系，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亲往苏军司令部道贺。苏方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招待中国客人，又有前线红军战士歌舞团的演出招待客人。俄军方的所有高级官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以外，特罗曾科中将、巴甫洛夫斯基中将也都出席。

　　那天，戴着金线肩章，穿着镶红条子的青蓝色裤子的马林诺夫斯基显得格外兴奋。其他苏军将领，衣饰也都极讲究，满眼看去，都是金光闪闪的宽肩章。让中方客人就像观看一场沙皇时代的宫廷舞会。马林诺夫斯基说：“苏联是第一个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的国家，最近又缔结了中苏友好协定，这一切都是我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象征。”中方来宾听了虽不以为然，还是由熊式辉表示了感谢。

　　舞曲响起，歌舞团的女演员入场，与军官们翩翩起舞。舞步沙沙作响，却是生硬的，丝毫没有柔和的气氛。让张嘉璈吃惊的是，距演出还有十五分钟，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单独找到他，说要与他谈一会话。

　　彼云：“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阁下向在经济界负有声望，富有经验，闻名已久。且知阁下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决一切，但望勿为金元（即美元）所左右。”

　　余答以：“人民与土地为每一国家之经济源泉，金元并非主要的因素，我当先利用中苏两国之人力物力，不足，再借助于金元。”

　　余再云：“中苏两国之生产，势须与世界各国交易有无，故势难与金元完全脱离关系。希望苏方如有意见，尽量直告，免生隔阂。”

　　此段谈话，让张嘉璈颇耐吟味。马林诺夫斯基从未与自己有过私下接触，怎么突然对自己的工作好奇起来了？他揣测，马的用意不出两端，一是苏方已急于要以经济合作之名攫取东北财富了，二是警告他勿亲美。

　　张嘉璈至此已清醒意识到，苏联人是狠不得把整个东三省都搬到莫斯科去的。东北的工矿企业，苏联人是抱定主意必欲染指了的。这正是苏方一直遮遮掩掩的一个极大阴谋。设计“战利品”的名义从日本人手中攫取工厂所有权，拆卸机器重要部件运苏，都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故经济问题不得解决，即接收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已灼然可见。”

　　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中长铁路副监事莫德惠，是一起从重庆过来接收的，他也赞同张嘉璈的观点，认为眼下东北，多方势力交杂争雄，其险恶几同于“九一八”前之状态，这时候即使运再多的兵来，也难安苏联人之心，必须从经济和政治上求转机。“渠似已看到症结所在”。

　　与熊、蒋商谈各地接收进展，张嘉璈和熊式辉都主张行政与军事并进，还在迁延观望的各省主席，应马上到职履任。独蒋特派员不以为然。

　　苏军迟迟不撤，营口、葫芦岛运兵受阻，苏方有意阻碍的背后，似藏着一极大阴谋。延安的《解放日报》也适时发表了语气辛辣的文章，指斥美舰运兵登陆青岛和秦皇岛。11月中旬，重庆方面决定以退为进，作出了东北行营即刻停止一切谈判、移驻山海关的决定，并令其他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只留下董彦平率一军事代表团，继续留在长春周旋。

　　蒋特派员前来传达命令，出示了最高当局的一份亲笔手谕：“东北行营决定撤退。一二日后看其反应如何。如尚有转圈之望，则我方可表示并不欲在东北建树武力，并亦不愿与何人启衅。地方政治机构可用民选制度。经济可与苏方合作。”

　　张嘉璈对此项命令深感惊愕，但他还是遵令执行了。他猜测，蒋这么做是为试探苏联人线日上午，在召集行营所属全体接收人员宣布撤退命令时，他心头郁结，又强作镇定道：我们到东北来，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同盟之间一贯友好互信的精神，办理祖国领土收复的事务，但东北沦陷已经十有四年，地方秩序未臻恢复，难免有不良分子乘机扰乱，所以政府为确保建立行政机构，必须配置相当数量的兵力，方能安定秩序。我们最初考虑运输军队到东北，最便捷的途径是从大连登陆，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强调大连是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在彼登陆，屡经交涉，毫无结果。于是先在营口、葫芦岛登陆，因遭岸上不明来历之武装队伍射击，运输舰登岸受阻，被迫回航。若仍照预定计划执行，就一定不能避免发生大规模战斗行为。我们不忍再看到有任何性质的战争，也不忍有任何加重人民痛苦的事态重现于东北，故以忍让之精神暂撤。

　　会场一片嚣动，有人当场落泪。他继续说道：“我们政府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为东北同胞的生命安全而忍让，为继续保持同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忍让，决定将行营移驻到山海关。我们犹如父母来探望分别了十四年的儿女，虽然只是看了一看就回去，但已经表示我们骨肉相亲的十四年关切眷念的感情，总之，我们应无所遗憾，欣然而来，亦欣然而去”。他希望属员们对于此次接收东北主权的经过，“不多说一句话”，“保持一种容忍的政治家风度”。

　　苏联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闻听行营将撤退，当天来找张嘉璈，催询经济合作事，意图将经济问题先行解决。张嘉璈告诉他，眼下的政治环境妨碍经济合作，“政治问题须与经济问题同时解决”。他同时表示，不会因为行营撤退停止经济合作谈判。

　　辞别马林诺夫斯基时，斯拉特阔夫斯基亦在座。张嘉璈说，自就职长春路理事长以来，一切工作正在开始，拟不日赴重庆一行，特来辞行，同时拟向阁下略表个人意见。马问：阁下是否完全离此？张嘉璈说，仅短期赴重庆报告，目下中苏两国间，似有一层雾障，盼望能及早消除。马一口推了个干干净净：苏方绝对遵守条约，不可能有什么雾障。

　　马林诺夫斯基表示，地方发行的军票，已明令不再使用，政治环境也一定能好转，希望行营早日返回长春，继续谈判。至于此间日人企业，日本资本超过半数以上，苏方亦愿意依平均原则与中方合作，即苏方资本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以示“苏方友好精神”。并说在谈判中止期间，苏军缓撤，以帮助中方在东北建立政权。

　　张嘉璈将了他一军：“贵元帅虽一再催促前往接收，但各省主席无丝毫武力，彼等如何敢去接收？”他提议，假使能运五万军队，在苏军协助之下，当可足数前往各地接收。马利诺夫斯基没有拒绝，只是不响。

　　对此一节，张嘉璈自忖，“渠不置答，似已默许”。“因其言词向极锐利，如不赞成，往往立即拒绝”。 他把这一分析意见发给了先期前往重庆的熊式辉。

　　上一周，熊式辉回重庆述职，其职务由张嘉璈代行。现在张嘉璈一走，所有与苏方的交涉全都落到了董彦平一人身上。戎马半生的董彦平时年50岁，他是辽宁洮南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这是一个有血性敢担当的东北汉子，当记者们围着他打探消息的时候，他很少透露什么。他此时的处境就好像身处虎穴，独自与一群吃人的东北虎周旋，他却不惧不惑、不卑不亢，使那群老虎也对他敬畏三分。

　　甫抵北平，张嘉璈即与李宗仁有过一次长谈。谈到东北各方势力日见增长，平汉路又一时不能打通，两人皆忧形于色，“设东北不能掌握，华北必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

　　11月25日，离北平，飞重庆。熊式辉和蒋经国已先抵重庆，在机场接上张嘉璈，即同至林园谒蒋。报告局面已稍有转机，中央军五万人去东北，当无问题，经济合作方案宜及早决定，庶几省市接收，亦可望顺顺利利地进行。蒋介石当即判断：“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

　　三日后，蒋介石在寓所约请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及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等，会商东北经济合作事。宋子文的意见是：“对于东北解决，不外二途，一则静待大局转变，一则委曲求全，唯以日人东北投资，为苏方战利品，成为合作投资，出于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王世杰也附和说：“在未顺利接收以前，谈经济合作，无异甘受苏方之高压力，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

　　宋、王主张，于法于理，确是正当，但这种把接收与经济合作割裂之论，肯定与苏联人没法谈，在张嘉璈等人看来也未免太过书生意气。会议毫无结果。

　　在渝一周，访孔祥熙，访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又与财政部长俞鸿钧商议收回苏军军用券办法，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讨论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张嘉璈忙得足不点地。12月5日，他和特派员蒋经国一道，率东北行营返回长春，与苏方重开谈判。

　　一开场，蒋特派员就告以下列各点：空运部队即将来长；省市行政人员到任，准备带少数宪兵和警察，同时编织若干保安团队；希望苏军解除区内非法武装；未经中央承认之政权，一律取消。

　　马林诺夫斯基即表示，中国军队可迅即开往沈阳、长春，苏方愿负保证安全责任，仍盼经济合作事先行开谈。这与在重庆时宋子文、王世杰定下的先接收、后经济合作成了谈判中的一大分歧。张嘉璈身处两国交锋前沿，深觉苏方外交手段敏捷，令人钦佩，“而吾方则行动迟缓，手段呆板，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澈原则”，尤其是外交部过于谨慎小心，处处只知从法理观点立论，不知变通，“深虑中苏交涉，或将归于失败”。

　　对于战利品及赔偿问题，中苏双方一直意见纷歧。中国方面认动产可为战利品，不动产不能为战利品，实物可为战利品，权利不能为战利品，且赔偿问题不能由中苏两国间解决。此次重回长春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苏方虽认为均属苏方战利品，但愿将一部分交还中国，即重工业中，亦允提出一部分归中方自办。并说苏联要求经济合作之目的，仅为期望获得本身之安全，矿山只要地上机器设备，并不要占有地下资源，一部分工矿，仍可归中方独办，只希望经济合作事，“能以迅速简单之方法解决之”。给张嘉璈的感觉是，马此次谈话中“异常开诚爽直”，“于此谈话中，苏方态度可得十之八九矣”。

　　随即，张嘉璈与老对手斯拉特阔夫斯基又坐在了谈判桌前。先前在重庆，和钱昌照商议中苏经济合作大纲时，张嘉璈对总框架下的商务、技术、资金、工业等方面的合作已做过不少功课，故在谈判中成竹在胸，提出经济合作总的指导原则应是出于双方意愿，并合乎双方愿望，且使双方舆论都认为公平，于中国之体面与利益没有损害，而苏方先前主张的方案，“无异继续日本帝国主义之故技”，必须更改。

　　斯拉特阔夫斯基闻言，表示“甚为惊讶”。甚至把张嘉璈的日苏并提，视作“莫大侮辱”。他说，中国舆论十分庞杂，议论毫不一致，日人在东北所投资的工业，包括煤、电，全系军事工业，并非对华，而系反对苏联，因此均须视作“战利品”。张嘉璈针锋相对道：“阁下认为是侮辱，我有何法解说，只有惋惜而已。”

　　斯拉特阔夫斯基说，他有证据可以证明，中方经济专家所说的与军事无关的煤电等工业，都是军需产品，目前此项“战利品”既在红军手中，中国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设法合作，继续经营，二是任使其尽数损坏。他说，他不是来作政治论辩的，因为那不是他的职权范围内的事，他只是觉得张主任所谈，前后缺乏逻辑，中国怎么可以一面要求苏方协助接收，一面又拒绝在这些事实上已在苏联手中的工厂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他说他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完全明了，经济问题如能解决，则政治问题也随之解决。

　　张嘉璈坚持，按通行意见，所谓战利品，仅指动产而言，以煤矿为例，有战前开办的，也有不久以前开办的，岂能一概视作日人军需工业？斯拉特阔夫斯基说，战利品并不限于动产，此次欧洲作战已有先例，尽人皆知，此两三年东北所有工业，悉为军备而经营，以煤矿布论，仅将煤末供给民间，其余都提供给了军方。

　　双方唇枪舌箭，各不相让。张嘉璈说，我刚到东北时，东北人民来告，苏方将工厂机器都拆卸而去，我当时还说不要公然加以指责，苏方这么做或许有其理由，比如出于对日本人的仇恨等等，我这么做，已经很照顾苏联的利益了，也希望阁下顾及中国人民的愿望。

　　斯拉特阔夫斯基说，我当然极信阁下的诚意，所以我们上次的提议也是基于友谊精神。

　　张嘉璈说，若真的出于友谊，阁下须顾及两国国情的不同，中国人民对于土地十分重视，故对矿产异常爱护，且中国现尚无重工业，而苏联已备有庞大的重工业，请阁下对此重加考虑。

　　斯拉特阔夫斯基：但实际上，你们要明白，中国只有依赖苏联的帮助，才能恢复东北的重工业，苏联与日本及其盟国作战，所受损失极大，一定要活得补偿。如从此点观察，亦可明了苏方此举之善意，苏方现愿将其所得一半让与中国，实系基于对华友谊之精神。

　　斯拉特阔夫斯基一口一个友谊，语气间却全是贪婪之意。张嘉璈说，无论何国人民，都不会坐视失去独立经营其工业之机会，此点务请予以考虑。

　　斯拉特阔夫斯基也拉下了脸，这么说来，你们是无意参加共营苏方已掌握的工业了？

　　张嘉璈说：根本问题，还在战利品一点，这一点没解决前，无法谈参加经营与合作。

　　张嘉璈说：我今天谈话的目的，就是使阁下明白我要表达观点的来源。将战利品与经济合作放在一起，就像捆绑式婚姻，总觉意味欠佳。

　　斯拉特阔夫斯基遇上这个棋鼓相当的对手，也累了，说，定议以后，可不可以再也不要提战利品这个词了，把它称为合作品如何？

　　张嘉璈说，我实在不想让我国人民有这样一个印象，经济合作的协定，是在苏联武力压迫下达成的。

　　斯拉特阔夫斯基的这番话，意思已很明白，经济与政治须同步解决，或者说，对他们来说经济就是政治。张嘉璈担心的是，对方的信用可不可靠，是否经济问题解决了，东北九省的行政就可全部接收呢？他给蒋发去一电，请示中央，速定方针，是否以经济上的让步换取政治上的顺利接收。另请速定，何种工业、矿业可与苏方合作。同时建议，速派资源委员会两位主任翁文灏和钱昌照前来长春主持解决经济合作事宜。

　　后来，经行营向蒋介石商请，关于战利品问题，商定由中方向苏方支付国币（指东北流通券而言）十亿元，以补偿苏方因战事所受损失及延期撤兵费用。经济合作事，则由经济部派员，与之洽谈成立合办公司事。

　　藉此苏方稍作让步，东北交涉接收事，于山穷水复处似乎稍显曙光。币制整理也在逐步推进中，中央政府换收了苏军所发军用券。工业合作也在洽谈中。在与斯拉特阔夫斯基的最新一次谈判中，张嘉璈感慨，这两个月下来，自己的头发几已苍白。斯拉特阔夫斯基说：“我们的事谈完后，阁下将重返青年。”

　　12月22日，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正式开业，张嘉璈亲握钥匙，开启大门，主持了开幕礼。苏军经济顾问、远东银行经理、城防司令部皆来道贺。

　　新年元旦，央行哈尔滨分行亦复业。虽然前一晚张嘉璈在铁道俱乐部参加苏军的迎新年晚会，被北满警备司令马克西莫夫中将灌得大醉，返寓已凌晨三时许，还是强抑着身体的不适，参加了揭幕仪式。会上盛况空前，市民欢欣鼓舞，皆谓和平有望，一时令张嘉璈悲喜交集。

　　同日，他还收到了熊式辉转来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的一封电报，电文说：“美苏僵局已于莫斯冰三外长会议打开，今后苏方当不易作独立自由之行动。国际全局好转，国共商谈重开，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意见接近，别的问题，似可望妥协。”

　　他觉得，王世杰还是太过乐观了，始终不太明了苏方对于中国东北，实有其另外打算，“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

　　元月三日，张嘉璈和董彦平一起前往苏军司令部拜贺新年。一番寒暄后，马林诺夫斯基假惺惺地说，我们等了中国军队那么久，不知何故，一直迟迟不来。张嘉璈不便揭穿，于是说，原因是御寒装备一时不易办妥，再加上运输困难的缘故。马林诺夫斯基说，现在各国报纸纷纷猜测，以为苏军阻止中国军队进入东北，实不知我们等候得有多焦急。张嘉璈说，所幸接防日子现在已经确定，一些已经接收的城市，人民的反响也甚为良好。马林诺夫斯基说，我们目前的任务只有一个字，等，你们来了我们也可以早日返国了。张嘉璈说，吾人亦复如是，我八年未返家乡，也盼着早日回去。